第431章 四民会议
“不当人子!不当人子!”
“张天如仗着皇上宠信,根本没把我这个前辈放在眼里!”
看着《明报》上的文章,钱谦益破口大骂道。
之前他因为张溥用笔名发表了有关恒产的文章,高屋建瓴地和对方讨论了一下这个问题。
既显示了前辈的姿态,又把张溥的理论吸收进了《恒产论》。
本以为张溥应该满足,为得到他这个学界泰斗的肯定而欢喜。
没想到张溥丝毫不领情,在《明报》上开设了专栏,邀请各方士子讨论有关恒产的理论。
这毫无疑问冒犯了钱谦益的权威,气得他破口大骂,认为张溥不当人。
与之相比,刘理顺就显得可爱多了。虽然在恒产理论上有建树,却更重于实践。如果能做出成效,钱谦益就会受益。
钱谦益思索之下,决定支持这个状元。让他冲锋在前,帮自己实践恒产论。
很快,他以《大同报》为阵地,旗帜鲜明地表示对刘理顺的支持。还同样开辟了专栏,在报纸上讨论恒产论。
一时间,《大同报》和《明报》这两份报纸,借着有产税吸引的注意力,在北直隶发行量大增,甚至超过了《京报》。
各种观点在报纸上层出不穷,吸引了很多文人士子讨论。
在师范学堂读书的顾炎武,毫无疑问参与其中。而且因为对涿鹿区改制的了解,他提出了一种观点,那就是由涿鹿区议会商议,决定如何征收有产税。
并且还提出禁限私租,避免那些有产者,把赋税转嫁给佃户。
朱由检看到这篇文章,对顾炎武大加称赞。
因为他在了解当前其它国家的议会后,知道法兰西三级会议的主要作用就是征收新税。
法兰西国王极力摆脱这个限制,争取到不经三级会议同意征收新税的权力。
但是大明和法兰西的情况却不一样,朱由检思索之后,认为大明需要一个机构确定赋税——
他需要让民众明白,自己不会随意增加新税种,对他们随意征税。
作为一个官僚为主的社会,大明的家族只要几代出不了官员,很快就会衰败。
其中一个原因,就是贪官污吏太多。没有官身护着,再大的家族也经不起折腾。
但是这些贪官污吏征收的赋税,大部分并没有收到朝廷手里。朝廷担着骂名,却没有得到实惠。
为了限制这些人胡作非为,朱由检决定把监督征税的权力,下放给各级议会。
并且由国会决定各种税收的税率,以及是否增加新税。
这样他固然把税收的权力让渡出去一部分,却也有利于形成社会共识。对不想纳税的群体,依法予以惩治。
为了达到这个目的,朱由检召来刘宗周,询问他涿鹿区议会的进展,是否能承担此任:
“朕在之前说过,重制礼乐,就是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。”
“权力如何分配,朕和诸位大臣一直在商议。”
“财富的分配,需要从征税上体现。”
“朕决定由国会监督和确定税率,涿鹿区议会能否承担这个重任?”
刘宗周听到这些,心情有些激动。
因为建立国会,是他受任重制礼乐之后提出的第一策。
皇帝如此支持,甚至要授与国会分配财富的权力,让他如何不受到触动,认识到皇帝的诚意——
以前的皇帝都是想着如何搜刮民财,当今皇帝却主动限制自己,把征税这么重要的权力,授权给了国会。
如果他办不好这件事,自己都没脸主持重制礼乐。所以他斩钉截铁地道:
“能!”
“涿鹿区议会一定能承担此任。”
“臣这就前往涿鹿,督促他们对有产税进行商议。”
下决心无论如何,都要确定有产税这个新税种,对那些富裕人群,进行额外征税。
朱由检担心这件事情通不过,询问刘宗周道:
“涿鹿区议会现有多少人员?”
“是否按比例选出士农工商代表?”
刘宗周闻言回道:
“按照陛下之前定的政策,农工商各占两成,士人则占四成。”
“其中士人又包含文士、军士,以及捐纳的公士,由陛下和朝廷任命,相当于国会的资政。”
“如今涿鹿区议员共有二百人,致仕官员和举人秀才等文士四十人,退役军官三十人,其他宗教界等人士十人,皆由臣等指定。”
“农工商各有四十人,尚未完全满员。”
朱由检闻言皱眉,询问道:
“议员很难选吗?”
“难道涿鹿的民众对此不积极?”
“还是能被选举的人不多?”
按照之前他和刘宗周等人的商议,是对所有依法纳税的成年人授予选举权。
不过被选举权,只有公士以上身份才能拥有。
也就是说,如果想被选为议员,除了捐纳公士这条路外,必须拥有秀才功名,或者被朝廷授予庶士、造士、少尉等勋级。
只有这些人才能被选上,成为涿鹿区议会的议员。
朱由检担心的就是涿鹿区拥有被选举权资格的人不多,凑不齐议会所需。
刘宗周有些尴尬地回道:
“之前选出来了,但是有些农户代表,被认为是士人。”
“还有就是工商代表,被很多士人非议。认为他们没资格成为议员,不配和他们商议。”
“再加上一些议员被查出曾经偷税漏税,因此被迫退出,尚未补充上去。”
朱由检微微点头,认识到议会开办的难度。
当前的大明,是一个农业为主的社会。其中士绅又作为农民的代表,大部分都是富户。
这些人掌控着地方的权力,当然不愿意和底层分享。
即使他们的议员名额高达四成,也不愿把另外六成让出去。
所以朱由检强调道:
“士农工商,国之四民。”
“大明的地方议会,就是四民会议——”
“要让士农工商,都要能聚在一起商议。”
“有什么不满在会上说,不要随意生乱。”
“这是朕开办议会的初衷,也是安稳地方的关键。”
“所以议会一定是要四民皆有的,就是比例可以浮动些。”
一边说着一边思考,朱由检最终决定道:
“对于工业和商业纳税占比在两成以上的地方,工商出身的议员要有两成。”
“不足两成的地方,可以适当削减,但不得少于一成。”
“农业代表不限定身份,允许秀才等士人参选。但是选出来的代表要分为三种,按照所拥有的土地,分为恒产家庭、贫困家庭和富豪家庭。”
“恒产家庭出身的农业代表占一半,贫困家庭和富豪家庭平分另一半。”
“这是暂定的比例,涿鹿区议会不足的人员,按这个比例补充。”
刘宗周听着皇帝的指示,觉得比之前划定的比例合适些。
但是恒产和贫困、富豪家庭如何确定,却还没有标准,所以他请求道:
“如今恒产者标准未定,臣请这一届议会稍微放松些,下一届议会再定。”
朱由检想了一下,说道:
“那就把这一届议会,定为临时议会。”
“商定议员比例后,明年另外选出。”
“以后议员六年一届,每三年改选一半。”
“在同一议会担任议员的总时间,不得超过十八年。”
用这一个规定,避免一些人盘踞地方议会,拥有太大的影响力。
以后还会有更多的限制,避免地方议会被部分人把持。
可以说,如今议会的一切,都还非常粗疏。需要在实践中,一点一点完善。
为了确保有产税能够成功征收,朱由检将钱谦益、张溥、顾炎武等人都派过去,宣扬他们的观点。
这些在天下间都有名气的人,想必会影响一些人的态度。他们也能在实践中,完善相关理论。
一时间,整个北直隶的目光,都聚焦在涿鹿区。
所有人都知道,涿鹿区议会的结果,将会决定北直隶是否征收有产税。
对于皇帝这种做法,朝野上下是称赞居多。
因为皇帝没有独断专行,而是把是否征收新税的权力,交给民众讨论。
大部分官员士绅都觉得这个办法很好,能够约束皇权、限制皇帝的胡作非为。
很多人对国会更加期待,认为国会建立后,他们能进一步限制皇帝的权力。
一些有远见的,甚至开始为自己所在地方建立议会后、推出家族议员做准备。捐纳公士的人猛然增多,朱由检因此又收到很多钱财——
相比考取秀才来说,还是捐纳公士容易点。
也有些人把目光瞄向了造士,想要靠发明获得勋级。
还有些人决定从军,谋个从九品少尉身份。
或者参加武道大会,被赐予公士身份。
这些人都能拥有被选举权,有担任议员的机会。
不过最高兴的还是秀才,这些以前因为没有政治权力、在乡间经常闹事的生员,对当今皇帝最为拥护。
因为他们不但能被指定为士人代表,还能被选举为农业代表,有很大的机会成为议员。
甚至,一些家中从事工商的,还在报纸上呼吁,秀才应该有成为工商行业代表的机会,不能局限在农业。
可以说,这些以前没有政治权力的人,在议会这件事上最积极——
他们在看到获得政治权力的机会后,就毫不犹豫地扑上去。
那些富户的声音,也因此受到打压。因为大明的秀才人数实在太多了,大多都称不上有产者。
在那些富户还没有适应报纸这种舆论媒体、无法影响天下间的舆论时,这些秀才的声音是主流,他们大部分支持有产税。
涿鹿区的议员也是如此,别看有很多士人出身富裕家庭。但是朝廷指定的士人代表,却大多支持皇帝。
军官是因为刚刚被清理了一遍,不配合的都被调去东宁卫。再加上军官的世业田另有政策,担任议员的退役军官,自然不会硬着头皮和皇帝过不去。
致仕文官则大多和宦官有联系。大明的宦官主要出身北直隶,和宦官没有联系的文官,可以说寥寥无几。
朱由检虽然没有在涿鹿区议会大肆任命阉党,但是被指定为议员的致仕官员,大多和宦官的关系不太差。
宫里面的太监,对他们很有影响力。
就连农业代表,拥有很多土地的有产者也不占主流。
拥有百亩土地以上的富户,大约只占所有农户的百分之五。
千亩土地以上土地的,更是可以说凤毛麟角,而且大多是致仕官员。
纵然他们成为议员的几率高,但是在人数上,却并不占优势。
而且在皇帝和刘宗周、钱谦益等大臣,以及文震孟、刘理顺、史可法、陈仁锡等官员明确表态,赞同征收有产税的情况下,这些人就是抱着不被盯上的心思,也不敢公然反对。
议会商议的结果,自然可想而知,有产税这个税种,几乎被全票通过。只有寥寥无几的议员,选择弃权或反对。
不过对什么样的人是有产者,争议就比较大了。有些人觉得应该定在百亩,有些人觉得应该定得更高一些,二百亩或三百亩以上,才能称为有产者。
最终,还是在刘理顺的坚持下,有产者的标准,被定为拥有百亩以上土地。
超级有产者的标准,被定为拥有千亩以上土地。
恒产者的标准,被定为拥有三十亩到一百亩土地。
低于三十亩土地的,被定为贫困家庭。
尤其是低于十亩土地的,被定为困难家庭,移民和减免赋税的时候,要优先考虑他们——
按照之前的统计,涿鹿区的平均亩产,大约在两石左右。一户五口家庭拥有十亩土地,能收获的粮食大约二十石,平均每人的口粮,只有四石左右。
按照朝廷的赈灾标准,一个成年人每年至少需要三石六斗粮食,小孩则是一石八斗。
这样的家庭缴纳赋税之后,几乎可以说是挣扎在生死线上。距离成为需要赈灾的流民,只有一线之差。
他们大部分需要租种土地,才能生存下去。
为了避免地主向他们转嫁有产税,顾炎武提出的禁限私租,同样在议会上得到讨论。
但是对于这个提议,反对的人就多了。
那些出租土地的人,普遍不想地租受到限制。
有些人甚至表态,如果议会定下最高地租,他们会收回土地,不再出租出去。
(明末安徽休宁县二十七都五图土地分配情况。可以看出百亩以上地主比例大约2.5-5%,占地比例则高达三到五成。十亩以下的困难农户比例高于一半,拥有土地总计只有二百亩左右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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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张天如仗着皇上宠信,根本没把我这个前辈放在眼里!”
看着《明报》上的文章,钱谦益破口大骂道。
之前他因为张溥用笔名发表了有关恒产的文章,高屋建瓴地和对方讨论了一下这个问题。
既显示了前辈的姿态,又把张溥的理论吸收进了《恒产论》。
本以为张溥应该满足,为得到他这个学界泰斗的肯定而欢喜。
没想到张溥丝毫不领情,在《明报》上开设了专栏,邀请各方士子讨论有关恒产的理论。
这毫无疑问冒犯了钱谦益的权威,气得他破口大骂,认为张溥不当人。
与之相比,刘理顺就显得可爱多了。虽然在恒产理论上有建树,却更重于实践。如果能做出成效,钱谦益就会受益。
钱谦益思索之下,决定支持这个状元。让他冲锋在前,帮自己实践恒产论。
很快,他以《大同报》为阵地,旗帜鲜明地表示对刘理顺的支持。还同样开辟了专栏,在报纸上讨论恒产论。
一时间,《大同报》和《明报》这两份报纸,借着有产税吸引的注意力,在北直隶发行量大增,甚至超过了《京报》。
各种观点在报纸上层出不穷,吸引了很多文人士子讨论。
在师范学堂读书的顾炎武,毫无疑问参与其中。而且因为对涿鹿区改制的了解,他提出了一种观点,那就是由涿鹿区议会商议,决定如何征收有产税。
并且还提出禁限私租,避免那些有产者,把赋税转嫁给佃户。
朱由检看到这篇文章,对顾炎武大加称赞。
因为他在了解当前其它国家的议会后,知道法兰西三级会议的主要作用就是征收新税。
法兰西国王极力摆脱这个限制,争取到不经三级会议同意征收新税的权力。
但是大明和法兰西的情况却不一样,朱由检思索之后,认为大明需要一个机构确定赋税——
他需要让民众明白,自己不会随意增加新税种,对他们随意征税。
作为一个官僚为主的社会,大明的家族只要几代出不了官员,很快就会衰败。
其中一个原因,就是贪官污吏太多。没有官身护着,再大的家族也经不起折腾。
但是这些贪官污吏征收的赋税,大部分并没有收到朝廷手里。朝廷担着骂名,却没有得到实惠。
为了限制这些人胡作非为,朱由检决定把监督征税的权力,下放给各级议会。
并且由国会决定各种税收的税率,以及是否增加新税。
这样他固然把税收的权力让渡出去一部分,却也有利于形成社会共识。对不想纳税的群体,依法予以惩治。
为了达到这个目的,朱由检召来刘宗周,询问他涿鹿区议会的进展,是否能承担此任:
“朕在之前说过,重制礼乐,就是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。”
“权力如何分配,朕和诸位大臣一直在商议。”
“财富的分配,需要从征税上体现。”
“朕决定由国会监督和确定税率,涿鹿区议会能否承担这个重任?”
刘宗周听到这些,心情有些激动。
因为建立国会,是他受任重制礼乐之后提出的第一策。
皇帝如此支持,甚至要授与国会分配财富的权力,让他如何不受到触动,认识到皇帝的诚意——
以前的皇帝都是想着如何搜刮民财,当今皇帝却主动限制自己,把征税这么重要的权力,授权给了国会。
如果他办不好这件事,自己都没脸主持重制礼乐。所以他斩钉截铁地道:
“能!”
“涿鹿区议会一定能承担此任。”
“臣这就前往涿鹿,督促他们对有产税进行商议。”
下决心无论如何,都要确定有产税这个新税种,对那些富裕人群,进行额外征税。
朱由检担心这件事情通不过,询问刘宗周道:
“涿鹿区议会现有多少人员?”
“是否按比例选出士农工商代表?”
刘宗周闻言回道:
“按照陛下之前定的政策,农工商各占两成,士人则占四成。”
“其中士人又包含文士、军士,以及捐纳的公士,由陛下和朝廷任命,相当于国会的资政。”
“如今涿鹿区议员共有二百人,致仕官员和举人秀才等文士四十人,退役军官三十人,其他宗教界等人士十人,皆由臣等指定。”
“农工商各有四十人,尚未完全满员。”
朱由检闻言皱眉,询问道:
“议员很难选吗?”
“难道涿鹿的民众对此不积极?”
“还是能被选举的人不多?”
按照之前他和刘宗周等人的商议,是对所有依法纳税的成年人授予选举权。
不过被选举权,只有公士以上身份才能拥有。
也就是说,如果想被选为议员,除了捐纳公士这条路外,必须拥有秀才功名,或者被朝廷授予庶士、造士、少尉等勋级。
只有这些人才能被选上,成为涿鹿区议会的议员。
朱由检担心的就是涿鹿区拥有被选举权资格的人不多,凑不齐议会所需。
刘宗周有些尴尬地回道:
“之前选出来了,但是有些农户代表,被认为是士人。”
“还有就是工商代表,被很多士人非议。认为他们没资格成为议员,不配和他们商议。”
“再加上一些议员被查出曾经偷税漏税,因此被迫退出,尚未补充上去。”
朱由检微微点头,认识到议会开办的难度。
当前的大明,是一个农业为主的社会。其中士绅又作为农民的代表,大部分都是富户。
这些人掌控着地方的权力,当然不愿意和底层分享。
即使他们的议员名额高达四成,也不愿把另外六成让出去。
所以朱由检强调道:
“士农工商,国之四民。”
“大明的地方议会,就是四民会议——”
“要让士农工商,都要能聚在一起商议。”
“有什么不满在会上说,不要随意生乱。”
“这是朕开办议会的初衷,也是安稳地方的关键。”
“所以议会一定是要四民皆有的,就是比例可以浮动些。”
一边说着一边思考,朱由检最终决定道:
“对于工业和商业纳税占比在两成以上的地方,工商出身的议员要有两成。”
“不足两成的地方,可以适当削减,但不得少于一成。”
“农业代表不限定身份,允许秀才等士人参选。但是选出来的代表要分为三种,按照所拥有的土地,分为恒产家庭、贫困家庭和富豪家庭。”
“恒产家庭出身的农业代表占一半,贫困家庭和富豪家庭平分另一半。”
“这是暂定的比例,涿鹿区议会不足的人员,按这个比例补充。”
刘宗周听着皇帝的指示,觉得比之前划定的比例合适些。
但是恒产和贫困、富豪家庭如何确定,却还没有标准,所以他请求道:
“如今恒产者标准未定,臣请这一届议会稍微放松些,下一届议会再定。”
朱由检想了一下,说道:
“那就把这一届议会,定为临时议会。”
“商定议员比例后,明年另外选出。”
“以后议员六年一届,每三年改选一半。”
“在同一议会担任议员的总时间,不得超过十八年。”
用这一个规定,避免一些人盘踞地方议会,拥有太大的影响力。
以后还会有更多的限制,避免地方议会被部分人把持。
可以说,如今议会的一切,都还非常粗疏。需要在实践中,一点一点完善。
为了确保有产税能够成功征收,朱由检将钱谦益、张溥、顾炎武等人都派过去,宣扬他们的观点。
这些在天下间都有名气的人,想必会影响一些人的态度。他们也能在实践中,完善相关理论。
一时间,整个北直隶的目光,都聚焦在涿鹿区。
所有人都知道,涿鹿区议会的结果,将会决定北直隶是否征收有产税。
对于皇帝这种做法,朝野上下是称赞居多。
因为皇帝没有独断专行,而是把是否征收新税的权力,交给民众讨论。
大部分官员士绅都觉得这个办法很好,能够约束皇权、限制皇帝的胡作非为。
很多人对国会更加期待,认为国会建立后,他们能进一步限制皇帝的权力。
一些有远见的,甚至开始为自己所在地方建立议会后、推出家族议员做准备。捐纳公士的人猛然增多,朱由检因此又收到很多钱财——
相比考取秀才来说,还是捐纳公士容易点。
也有些人把目光瞄向了造士,想要靠发明获得勋级。
还有些人决定从军,谋个从九品少尉身份。
或者参加武道大会,被赐予公士身份。
这些人都能拥有被选举权,有担任议员的机会。
不过最高兴的还是秀才,这些以前因为没有政治权力、在乡间经常闹事的生员,对当今皇帝最为拥护。
因为他们不但能被指定为士人代表,还能被选举为农业代表,有很大的机会成为议员。
甚至,一些家中从事工商的,还在报纸上呼吁,秀才应该有成为工商行业代表的机会,不能局限在农业。
可以说,这些以前没有政治权力的人,在议会这件事上最积极——
他们在看到获得政治权力的机会后,就毫不犹豫地扑上去。
那些富户的声音,也因此受到打压。因为大明的秀才人数实在太多了,大多都称不上有产者。
在那些富户还没有适应报纸这种舆论媒体、无法影响天下间的舆论时,这些秀才的声音是主流,他们大部分支持有产税。
涿鹿区的议员也是如此,别看有很多士人出身富裕家庭。但是朝廷指定的士人代表,却大多支持皇帝。
军官是因为刚刚被清理了一遍,不配合的都被调去东宁卫。再加上军官的世业田另有政策,担任议员的退役军官,自然不会硬着头皮和皇帝过不去。
致仕文官则大多和宦官有联系。大明的宦官主要出身北直隶,和宦官没有联系的文官,可以说寥寥无几。
朱由检虽然没有在涿鹿区议会大肆任命阉党,但是被指定为议员的致仕官员,大多和宦官的关系不太差。
宫里面的太监,对他们很有影响力。
就连农业代表,拥有很多土地的有产者也不占主流。
拥有百亩土地以上的富户,大约只占所有农户的百分之五。
千亩土地以上土地的,更是可以说凤毛麟角,而且大多是致仕官员。
纵然他们成为议员的几率高,但是在人数上,却并不占优势。
而且在皇帝和刘宗周、钱谦益等大臣,以及文震孟、刘理顺、史可法、陈仁锡等官员明确表态,赞同征收有产税的情况下,这些人就是抱着不被盯上的心思,也不敢公然反对。
议会商议的结果,自然可想而知,有产税这个税种,几乎被全票通过。只有寥寥无几的议员,选择弃权或反对。
不过对什么样的人是有产者,争议就比较大了。有些人觉得应该定在百亩,有些人觉得应该定得更高一些,二百亩或三百亩以上,才能称为有产者。
最终,还是在刘理顺的坚持下,有产者的标准,被定为拥有百亩以上土地。
超级有产者的标准,被定为拥有千亩以上土地。
恒产者的标准,被定为拥有三十亩到一百亩土地。
低于三十亩土地的,被定为贫困家庭。
尤其是低于十亩土地的,被定为困难家庭,移民和减免赋税的时候,要优先考虑他们——
按照之前的统计,涿鹿区的平均亩产,大约在两石左右。一户五口家庭拥有十亩土地,能收获的粮食大约二十石,平均每人的口粮,只有四石左右。
按照朝廷的赈灾标准,一个成年人每年至少需要三石六斗粮食,小孩则是一石八斗。
这样的家庭缴纳赋税之后,几乎可以说是挣扎在生死线上。距离成为需要赈灾的流民,只有一线之差。
他们大部分需要租种土地,才能生存下去。
为了避免地主向他们转嫁有产税,顾炎武提出的禁限私租,同样在议会上得到讨论。
但是对于这个提议,反对的人就多了。
那些出租土地的人,普遍不想地租受到限制。
有些人甚至表态,如果议会定下最高地租,他们会收回土地,不再出租出去。
(明末安徽休宁县二十七都五图土地分配情况。可以看出百亩以上地主比例大约2.5-5%,占地比例则高达三到五成。十亩以下的困难农户比例高于一半,拥有土地总计只有二百亩左右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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